NORDENBOX

沿着荆州的南城门向东行驶，不过几分钟就到达了东城门，距离之短超过了我的理解。按照我的理解，一个城市如此之小，即使放在古代也是无法接受的。

但实际上，古时候的城墙绝对不是用来观光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城防建筑。在古代没有政府常备军和完善的国家治安体系，每一个城市都要独自面对土匪和流贼的侵扰，一个坚固的城墙就一定有存在的必要性了。现在的城市名称中，『镇』这个词汇，本质是上军事要塞的意思，意思是『军镇』，而不是现代意义的城市概念。

在这样的意义下，一个有城墙的城市，最大的功能是一个具有保护功能的聚居点，其防护的功能大于商业价值。所以一个城市的基本定位是安全，而不是繁荣。在没有安全保证下，繁荣是一个意外，而不是本分。既然如此，一个城市的合理规直接取决于驻防军队的规模。

而清代的地方驻军的规模并不大，太平天国和鸦片战争，清代的军事动员能力很弱，常常几千军队都要全国各处调兵，甚至远道西藏。常常战争结束了，调动的军队还在路上。数量庞大的野战军集团平日驻防某地，战时成建制地大规模调动的思想，在欧洲也是很晚近的概念。即使北京的朱军数量也并不多，更别提荆州这样的府治。这样的话，一个如此之小的城市规模就很容易理解了。

一个大约在半个小时可以走完贯穿线的城市，其主要商业区就限于一条街或者一个十字路口并不奇怪，再大规模的商业街需要数倍于此的人口。而商业街集中的人口必然远离农村，其生活来源必定寄食于商业街道上来往的人流，这样就决定了商业经营者本身并不构成消费力，而消费力来自于城市定居居民和过往的商旅人口，这对人口数目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对于古代社会来说，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必定不是主旋律，所以城市规模不可能大规模增加。千百年来，中国城市人口的数量是极其稳定的。

也许对这里的人老人来说，一个商业街，一片居民区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最多到沙市去才买些南北洋货，已经是意外的惊喜。甚至世界进入到 21 世纪之后，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居民，其根本的思想观念并未发生改变，最多他们的行动距离已经超越了城墙，进入到临近的一个长江港口沙市。但从整体而言，小城市的核心脉搏就是一种乡土社会的熟悉感。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去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氛围，去直面孤独和无法施展人际关系的冰冷规则体系，依然是人们不能离开小城的核心原因。这一点在后面的旅行中一次一次得到验证。

但不能忽视的另一个理由是，单单从商品的取得来看，拜物流发达之赐，小城居民和大都会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也是一个核心原因。人的消费分为商品消费这样的物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包含文化与其他服务。准确的说，中国在商品消费这个层面已经和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差别，真正的差距在后者。

在夕阳之下，荆州小城迅速进入到黑暗之中，花台附近的商业街开始了喧闹和五光十色的颜色泛滥。在市中心的一座叫聚珍楼的商场中，人们在自由穿梭。往里看去，珠光宝气，人潮汹涌，物品极大丰富，这里基本有你想买的任何东西。

平心而论，站在这里的感觉，和十几天前我站在东京银座最奢华的三越百货门口并无区别，甚至可以说，三越百货更显得有点老旧和冷冷清清。但这能说明荆州和东京相提并论吗？当然不能。关键的核心区别在于，东京你能买到但荆州你不能买到的东西是文化消费和服务。这就是荆州有聚真楼可以替代三越百货但没有秋叶原的替代物一样，后者才是消费升级之后的层面。

既然如此，在人们还没有进入消费升级的时代，决定一个人留在这里和远离的重大的理由，就是要看这个地方的生活是否足够丰富。当你需要的商品都可以买到的时候，当基本生活需求都满足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

之前的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叫做『背井离乡』，充满了愁苦和百般无奈的气氛，其目的除了谋生之外，更别无他途。所谓的羡慕大城市的荣华富贵，那不过是更好的物质生活的一个替代性说法。对文化的渴望和对制度氛围的渴望，那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只有年轻人对生活的渴望，超越了单纯器物层面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选择继续待在小城市的核心原因。因为这里有我想要的东西，一切都基本有了。并且这里熟悉。

第二天罗攀和我离开荆州前往石首，我出生的地方，一个江边小城进发。穿越一片片未开发的地带，到处是随处可见的工地和裸露的土地，丑陋无比。这已经是半发达地区的标准地貌。之前就有人跟我描述，中国就是一个大工地。这随处可见的裸露土地，其原本应该是茂密的植被，这在温暖的南方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挖开了土地却迟迟没有进行真正意义的开发，只有一个原因，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进行大规模初级开发的阶段，根本来不及精耕细作。

短时间进行大规模开发，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发展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一个长时间停滞，突然爆发性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恰恰在我的发展观上是最要不得的。我推崇缓慢而精细且不可逆的发展，这样每一步才走得踏实。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焦虑心态，尤其是在器物层面上有可以进行大规模开发的便利性之后，其焦虑情绪更进一步被提升。

所谓事情捡便宜和方便地先做，推土机推平土地，政府主导投资的大规模基建，其快速改变地貌和城市天际线，以及快速拉动 GDP，成为各个地方政府无法割舍的路径依赖，只要这种思维模式得不到改变，这种丑陋无比的中国式风景，将必然长期存在，没有任何改观的可能性。裸露的土地就如同地表的伤口，何时能够愈合，取决于工程是否半途而废。要么彻底废弃，植被重新覆盖，要么被彻底人工处理好。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不断地挖，但始终不见结果。

尽管天气预报显示第二天天气转好，但是此时此刻气温高得可怕。在石首西面的藕池河小镇南口下车的时候，一条光溜溜的大街横亘在烈日之中，静悄悄的。这里还保留着我儿时的记忆。街道变得更宽，也整洁了许多，一改附近市镇藕池无可救药的凋败凌乱，这里至少还算干净。

很奇怪的，当藕池这个小镇被称作『小汉口』，我是无法把眼前的景色和汉口并列起来，即使勉强也不行。只是和汉口一样，他们都因为一条无法和长江匹敌的小水系旁边。汉口紧靠汉江，而藕池这个小镇则紧靠长江的一条小支流藕池河。但他们显然都没有和长江发生过大的联系，却选择了在附近一个小水系发家致富。从高高的堤坝上看，长江沿线充满了荒芜的气氛，更是数十公里空无一人的景象。

在我看来，长江不断的改道和巨大的水量，古人似乎认为住在这样凶悍的大河边是危险的，除非你具有机械化的工程力量，否则简陋的水利工程根本经不起洪水的一走一过。反而那种流量偏小的河流似乎更为稳定，并且充满了商机。与藕池河一样，石首的一个叫焦山河的小镇，也因为一条华容河也成为一个小型的区域经济中心，附近湖南人想进入长江，基本都得走这里。

总体看来，几乎中国所有的古代重要城市，都基本上建设在河流边，比如汉江边的襄阳，汉口以及关中水系边的西安，以及河南省境内的各个古代都城。他们都不能直接营建在大江的旁边而没有小河流的支撑，而沿海城市更是远离海岸线。不管这条河流有多小都是可以的。城墙通常远离大河流，依靠小型水系支持交通。这无论是运河边的杭州、扬州还是实际上远离江岸，靠着秦淮河支撑的南京都是如此。

过去南口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没有任何商业气息，如今反而成为一个小小的优势。整个小镇干干净净，之所以如此，可能跟没有陈旧而破落不堪的商业街道遗迹有关。过去繁荣一时的商业街区，因为囤积大量人口和建筑物而显得拥挤，但是一旦不再辉煌，过去遗留下来的丰富陈设，如今只会更加增添杂乱和凋败，外观更是不堪。因为父亲坚持要去看一些市镇的老街，我也目睹了不少所谓的老街，实际上还不如一块荒地看上去养眼。

随之而带来的问题是，所谓的开发和繁荣，对于过去生活在赤贫阶段的人来说，最主要的是具备物资消费的功能，是否美观倒在其次。各种直截了当，色彩触目惊心的商店招牌之所以大行其道，其原因在于它们的目的是展示和快速给出消费信息，而并非引发消费欲望，因为后者无需刺激，完全是一种刚性需求。而四周不加掩饰的便宜建筑，更像是用来占据沿街地盘的『占位符』，后者的意思指抢先占据版面的无意义符号，以快速规划布局的意味。其目的是快速占有，并且抢先建成一楼底商出租赚钱，并不是用来享受生活。

所有的一切遭人深恶痛绝的中国城乡结合部的景色，实际上就是这一种器物层面的简单堆放所造就的美学所致。乡结合部美学放在普通人那里几乎无法理解。一般人尚未产生审美的潜意识反应。对于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换一个角度理解似乎更有帮助。

我时常想，倘若某个人突然被关在一个深山老林长达数年，正当他面临与文明隔绝的崩溃边缘，他突然自由了。于是他走出山林，经过漫长的跋涉，他来到了一个农村，此处山清水秀，阡陌纵横，几处农舍稀疏地摆布在山野之间，恬静怡然。就在他倍觉兴奋的时候，他转头一看，看见了在山脚下有一个城乡结合部，这里乱七八糟，但是有食品店、饭馆、网吧、洗头房、按摩城，街上摆着油腻腻的鸡腿和烧烤，还有满地的污水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

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往城乡结合部进发。原因很简单，因为文明程度更高，生活更丰富。尽管他知道脏乱差，但是放在人类文明的尺度，毕竟城乡结合部更具有活力，更具有发展的可能。这也是我每次遇到城乡结合部的时候，脑子里面想出的第一个思维实验。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城乡结合部丑陋不堪的后面所蕴含的必然性。

离开南口，回到了离开二十多年之久的石首。这是一座位于长江九曲回肠边缘的一个小城，与四周平原千里的单调地貌相比，这里有四座小山，使得这个城市变得有些不一样，似乎更有些气象。城市沿着山的北麓和长江南岸展开，起初只发展出一条商业街，如今叫建设路。此街道沿着市中心的笔架山北部山脚东西向延展，大约一公里左右，在西段折而向南，继续延展一公里，这一段成为『外街』。小时候不解其意，现在一目了然，此街道必定早已被当地人视为城外。

以我的观察，这座县城似乎从来没有过城墙，理论上是以一个港口贸易而自然聚集的小型城市。并且以前的县治在藕池小镇，后来真的天纵英明换了地方，不然真是单调至极。县城相当的小，从头到尾沿着最长的轴向走完只需要不到四十分钟。这条建设路的沿线布满了各种工厂、政府机构和一些简单的娱乐设施，比如工人文化宫与电影院，这当然和过去的任何一个县城并无区别。

之后，人们在城中两座小山：马鞍山和南岳山之间炸开一个隘口，从而将城市发展出沿着马鞍山和笔架山南部山麓展开的新城区。山的南北两端在东西侧连接起来，形成一个闭合的圆环，构建出如今的城市总体样貌。同时在更东段的南岳山下，因为自然形成了几个水潭，从而构建出三山两水的格局，尽管都很小，但是城不在大，在乎有灵气，若认真的经营，此城未必不能成为一座美丽的江边小城，如同镇江这样的格局。

但这谈何容易。人们对城市的理解和真正意义的规划，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之前人们对城市尚无规划的概念，基本任其发展。时光倒推回去一百年，那个时候的世界之都伦敦，基本是一个工厂和垃圾场的混合体，如果不是维多利亚式建筑在里面增添了一些对我们来说的异域风情，我们尚不至于过于反感，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那种景象和如今中国某个脏乱差城市并无二致。

如果说古代罗马和印度，以及希腊对城市有了初步的规划，但由于城市极小，基本几个贵族庄园加几个农场和祭祀地点就足够建立起一个城市。但是对于工业革命之后的农民大规模进城，西方一开始也是猝不及防的。伦敦在工业革命之后，每年有三十万人进入伦敦，比现在的城市移民速度还要快，他们对此束手无策也很正常。但是巨大的人流向和人口压力，促使人们快速地做出反应。

一开始是『花园城市』概念，这是英国人提出来的。后来花园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开始发现实际上花园城市变成了郊区化，城市中心日益凋零，从而重新提出了城市综合体的概念，设计出 TOD模式（公共交通导向发展模式），即将城市中心的交通和购物，商务，休闲结合在一起，建构巨大的城市综合体，重新提高城市的活力与魅力。这是现代城市的主流设计方案，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东京纽约伦敦无一不如此。

大部分的城市，是通过兴建巨大、不，更应该说宏伟而尺度难以想象的交通枢纽+城市中心商务区+休闲区结合，提升城市的魅力。现代工程的营造能力似乎无所不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使用这种创造奇迹的办法来拉升城市的吸引力。

而这座江边小城似乎也看到了某种迹象。这里当然不可能郊区化，整个亚洲地区，除了日本，都不存在郊区化的问题。原因是人民过于贫穷，在汽车没有足够普及的情况下，人们总是习惯于紧贴市中心居住，以增加生活的便利性。在中国，如果你要关心城市的居住位置，永远只有一个指标，即离市中心有多远，这已经深入骨髓，根深蒂固。

说起来，『市』本身并非一个行政单位，而是一个市集，集商品交换的地方。荆州有沙市，而石首则有横沟市这样沿着娇子河而展开的市镇古地名。商品交换是自给自足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在彻底的自给自足也无法生产足够的商品供自己使用，要么无法制造，要么制造成本过高。在基本的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人们发展出最早的市集，然后是城市。

所以中国所有的城市的最核心地段，都是商业区。即使如同北京，早先的中心区并非紫禁城，而是西单东单和大栅栏，搁到现在那也是国贸 CBD，若你要问一个喜欢住市中心的北京老居民，他理解的当然不是住在天安门广场边，原因自然不言而喻。地理和政治上的中心，无法取代商业中心的位置。

所以对于中国的城市来说，利用城市中心而构造活力与吸引力，避免城市空心化，实在是一个自然而然就解决了的问题。对于西方城市的很大一部分问题，中国并不存在，毕竟我们的人口高度密集，也缺乏小汽车这样交通工具，使得我们无法郊区化。更别提石首这样的一个小城市。

第二天天气清凉，天空吹来了愉快的凉风。在阴沉的空气之中，走在我过去所熟悉的一个人字路口，二十几年前，这里依次摆放着电影院和工人剧烈不，长途汽车站与市政府等多种交通、娱乐和行政部门。不远处就是轮渡码头，是不折不扣的市中心。交通枢纽的 TOD 理论在这里得到验证：商业中心的位置是按照交通中心为前提而发展起来的。

如今，这里依然是市中心，但是电影院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场，而原来的长途汽车站变成了一个商业综合体：城市广场。巨幕电影院和各类商业机构分布在四幢巨大的楼宇之中。沿着过去的商业街，店铺非常密集的展开，门口播放着刺耳的音乐。

因为冲刺国家卫生城市的达标活动，我看到的界面十分整洁，汽车停放也相当的齐整。道路两旁的绿树相当的茂盛，浓密成荫，这和我来之前的想象大相径庭。我之前以为我即将看到的不过是河南邓州魏集的放大版本—此处集中体现了凋败和不加任何治理的中国乡村景色。

这条街道往东走，是我过去居住的麻纺厂地区。这个纺织工厂在三十年前兴盛一时，其地位相当于二汽对于十堰，一汽对于长春，是一个经济支柱。在那里我居住了大约六年的时间。这个传统的国营工厂是中国计划经济的缩影，工厂居住小区设施一应俱全，虽然并不发达，但基本上是一个小型社会。

如今我来到这里已经看不到任何的痕迹，这里如同北京任何一个成熟的居民社区，除了几幢千篇一律的高层住宅之外，别无他物。而街对面的工厂区，则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不算发达，但规划尚且合理的商业购物区，使用了一个看上去十几年前才会使用的名字：香港城。

我去的时候已接近黄昏，店铺已经关门，但是各类餐厅正在营业。透过临街的橱窗可以看进去里面的顾客。这里已经和其他城市，即使是北京或者省会城市的一角没有任何区别。其餐厅的装修和设计风格，早已是一种全国性平均水平，绝对已经不再是那种路边简易餐厅，不讲究自己风格的老态。

里面的食客怡然自得，似乎生活很平静很正常。偶尔我也能看到一些年轻人在吃饭，他们并没有喝酒，只是相对而坐，亲密地交谈。他们为什么没有离开？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第二天的夜晚，我也来到一个颇具特点酒吧，形态完全没有小城市的伪装气氛，里面也有几个年轻人正在经营，街上也随处可见年轻人的身影。这个景象让我略感吃惊，之前我是以为这个城市只能充斥这老年人和小朋友，年轻人怕是全都跑光了。

但是现在看，并没有。许多年轻人依然生活着在这个小城市之中，脸色平静而并非匆匆过客。我记得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一直在淳淳教诲我们，一定要通过高考这个跳板离开这里，言语之下似乎对这个城市有着地狱般的绝望。我也从来没有打算有在这个城市定居的打算。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除了北上广深，中国省会城市能吸纳的小型城市人口，似乎已经接近极限。能去的，该去的，基本上都会去。但那种不顾一切必须要留存在省会大城市的劲头，似乎已经在褪色。小型城市与大城市的差距正在缩小，而不是继续增加。

对于石首这个小城市而言，其硬件水平的差距，和荆州相比，并无太大区别。如果和武汉相比，虽然城市规模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人毕竟不是每天在大城市里游荡，其固定的生活范围基本有限，仅就局部而言，比如居住小区和工作地址，以及附近的社区，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正在缩小。即使在北京一个居住在四环边上的老旧小区的居民，除了能够奢望去一下国贸商城购物，或者去北海公园玩耍，但实际永远都不会去之外，其实其生活并无太大区别。

目前省会城市主要吸引的是农村人口。就如同南京快被安徽人攻陷一样。农村年轻人在农村定居的理由接近于零。农村的现状不是发展的太慢，而是整体上被国家放弃，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农村的年轻人所体会的直接情感依然还是不顾一切地停留在大城市。

而这种不顾一切在中小城市的年轻人身上已经不复存在，在平衡收入支出，熟悉程度和生活便利的情况下，一些年轻人选择留在中小城市已经是常态。毕竟，小城市的房价和物价很低，且办事方便，能够在原有父母所建立的人际关系上快速便捷地搞定许多生活琐事。

另外我注意到一些经济收入不错的中年人己经开始了『双城记』的生活。孩子在省会城市或者较大城市读中学或者大学，而自己尚未在小城市辞职或者退休，于是倾尽自己的能力，在武汉或者较大城市购买房产，平时在小城市工作，周末开车回到大城市，去自己的子女度周末，且为自己退休之后在大城市定居做准备。这种候鸟生活在我认识的中年人身上尤其明显，并且渐渐也快成为常态。

省会城市的吸引力缺乏，主要来自于文化和科技的吸引力不够。按照中国过去的行政格局与经济模式。省会城市与小城市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简单的放大。省会城市有更多的工厂，更多的行政机构，更多的商业街，更多的公园。实质上是一个比例放大问题，而不是一个质的飞跃。没有人口聚集效应所造成的爆炸性发展与升级。

究其原因在于，原有的省会城市虽然人口也有好几百万，但是被传统体制束缚在每一个单位之中，其城市构成的人口并不能产生横向的联系，整个社会被垂直管理，人们依然过着单位-家这种二元模式。彼此之间不能产生联系和交流，使得整个城市就是一个等比例放大。

除了少数殖民地城市，即使首都北京，其生活的乏味程度和单调性，其实与中小城市没有更大的区别，这就是北京人为什么热衷于谈论政治的真实原因。因为北京人在日常生活品质上无法拉开与其他城市的距离，优越感只能靠能够接近政治中心来维持。

1978 年之后，中国城市生活的最大改变是松绑。人们的横向联系被加强，商业活动的开展，使得行政与计划经济之外有了一个新的社会活动空间。人们可以彼此交流碰撞，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产生一种化学变化，一个新的城市吸引力被发掘出来。

科技与文化的创生与繁荣，绝对不是几个研究所，几个国有的科技控股公司或者电影制片厂与话剧院能搞出来的。其前提条件就是人与人的交流。我们国家长期生活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管控体系之中，人民彼此的交流被严格限制，以避免形成秘密会社，结党造反。但殊不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被隔绝，科技与文化因此也被阉割。

城市，就是一个交流中心。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流中心，更重要的是人的交流中心。北京的发达，并非由于他是一个中央政府所在地，而在于这个城市天然的『土性』和随和，宽容地对待各类外地人，在一种宽松的氛围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文化中心与科技中心。所有人都知道，北京的文化圈和科技圈，绝大部分人都是移民。

而上海则因长期的殖民地沉淀，使得商业气氛更浓厚，即使这里是中国国企最发达最健壮的地区，但整体上海市洋溢着浓厚的重商气息。市政管理和经商氛围，依然是全国最好。广州本来就是岭南发达文化的代表，而深圳则依靠移民，带来了移民社会本来就天然具备的活力与动力。

最近快速崛起的两个城市：杭州与成都。前者当然是沾了阿里巴巴的光芒，成为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地区。科技俨然已经成为取代GDP 和文化，而成为一个城市的首选名片；而后者则成为整体经济发达之后，人们改变生活节奏，重建生活享受的首选之地。成都无意之间抓住了这个中国人的心理变化，一跃而出，突破了西南腹地的想象空间。

反过来看小城市。在这一轮小城市追赶大城市的脚步之中，我必须承认小城市中在硬件水平上快速逼近大城市，所以可以容留更多的年轻人。但是我也对说，这样的状态不能持续。究其原因，当人们对生理的满足（硬件条件）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于文化的需求会快速提升。

这一点对于小城市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硬件是器物层面，追赶有章可循，有路可走，更别提各级地方政府不惜举债，大规模投资基建，这种硬件水平的追赶是不难的。

当地一名已婚女性带领下，第三日夜晚我这个小城的一个叫陈家潭公园的晚上行走，漫步湖边，所看见地四周房地产商营建的巨大住宅楼的灯火，反射在湖面上，似乎并不觉得这里和我在上海周边的城市所看到的的有何区别。四周山峦层叠，近处市政建设颇具规模，我觉得我也说不出来还缺点什么。这里在小尺度上满足了人们的所有需求。

后来几天，我到达我们家族的老家：钟祥。实在的说，这里的建筑外观和基建，本质上也许多中大型城市一点区别都没有。和许多城市一样，这里依托莫愁湖的巨大水面，也建立了巨大的水系公园，老实说也建设的不错。但我总觉得缺点什么。为什么莫愁湖，甚至是武汉东湖，都不能和西湖相提并论呢？即使是南京的玄武湖也不行，问题在哪里？

在于文化。一个城市，最深层次的优势，一定是文化。一定是。经济的下一步就是文化。没有任何的一个伟大的城市在文化上是缺位的。即便是我们之前所蔑视的所谓文化沙漠香港，在数十年之后才赫然发现，原来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地方居然是她！

但文化的崛起和繁荣，依靠的制度和文明的进化，速度非常缓慢，而且依靠的相关条件相当多，绝不是依靠砸钱就能办到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改变很长时间是在经济层面的。这使得小城市根本无法建立自己的文化魅力。在高速铁路进一步发达之后，在小城市人民生活富足以后，他们还是会离开，因为小城市里面没有足够的人群，没有足够有趣的人群，没有足够可以交流的有趣的人群……

我的预测是二十年以后，中国的小城市开始萎缩，人们会把小城市当做养老之地或者生态的保留场。全国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集中在十几个超级大城市中。这样的预见绝非空穴来风。城市规划和经济界的人士一直以来就在和一种原始且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区域平衡理论』作斗争。

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搞全国性的中小城市发展是一种严重的『平均主义』滥觞。理性和科学的发展观是发展超级大城市（MegaCity），那种认为大城市应该限制人口，大城市有大城市病的专家，其思想根源来自于『均平富』的思想。在这些专家的内心深处，他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家乡：小城市或者乡村，唯恐大城市发展之后，自己的家乡被彻底地遗忘。

但是经济、文化和科技的繁荣源自于人的交流。将人认为的切割到小城市，然后搞全国性的平均分布，看起来是阡陌纵横，鸡犬相闻，实质上还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思维』。1000 万人集中和 100 万人集中，所爆发出来效率和成果，前这绝不是后者的十倍，有可能是百倍千倍。

依赖于高速有效的城市设计，大规模人群集中并不会一定导致生态破坏和大城市病，就算有，其产生的天文数字般的收益与弊端相比，后者几乎可以忽略。这好比一个集中烧煤的发电厂，和数字分拆成几千几万个小煤炉子同时燃烧，尽管看上去消耗的煤炭是一样的，但是大发电场的效率能量转换的效率高达 80%，而分切成小煤炉的效率低到可怕的 10%。

这是一个很难跟普通人解释的超越思维。人们之所以害怕大城市病，一方面是城市发展的还不够，一方面人们还有原始农业社会带过来的基因，怀念乡村，怀念田园。人们熟悉和怀念『熟人社会』，人们害怕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带来的孤独感。将之称为『人的异化』。

但无论如何，大城市已经是人类发展的产物。所有高度发达的地区，基本都是超级大城市的模式。只有这种级别的大规模人口集中，物资和精神，才能被有效的技法出来，至少目前如此。

即使是中国，喊了多少年的发展中小城市，到头来还是发展出超级巨大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广深港澳三大超级城市群，一点也不含糊。不仅如此，武汉也喊出了江汉平原城市群（武汉、孝感、黄冈、黄石……）的口号。成都与重庆自然也不甘落后，就是河南，也企图建立开封洛阳郑州城市群。这就说明，说归说，做归做，其实质动作看起来，人们早已发现MegaCity 是发展趋势。

十几天前我站在东京都厅舍的 45 楼，俯瞰整个东京，其连绵不绝的城市群，根本就是一望无际。这里生活着 3500万人口，其城市面积是北京的十几倍大小，但是你感受不到拥挤和脏乱差，可以说，东京完全是一个梦幻都市，其城市建设已经是世界最佳楷模。

我一点也不信仰中小城市平衡发展的理论，尽管我重视环保和生态，但我还是能看得出来，所谓平衡发展和全国一碗水端平，实质上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左派政治』思维。这种人相信，平等高于一切。但这里的平等，实质是『平均』，而因为要平均，他们不惜糟蹋公正和真正意义的『平等』。

好在最近有一个消息传来，国家的高层经济工作会议上有文件释放要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信息，尽管网络上深度读解的文章很快被全网删除，但我认为恰恰是说了真话，这是害怕伤害到笃信『平衡观』的群众而做出的反应。似乎这份文件已经提前预告了国家大力中小城镇的破产。我觉得相当的自然，这种大力发展小城市的政策，除了照顾基层群众情绪，维持稳定之外，是彻彻底底违背经济规律的。

但是此时此刻，生活在石首的人群无需考虑这一点。小城市的消亡并不是什么特别坏的事情，除了你怀旧伤感之外，并没有别的坏处。

我居住的酒店有一个宴会厅，这里每天都是宴会，此时此刻，这里人声鼎沸，上菜的服务员流水般涌入，人们在大餐桌边吃喝玩闹，彼此用熟悉又不熟悉的目光打量。觥筹交错、面赤酒酣，人们在这里尽情的享受中小城市在硬件上追赶大城市而带来的物资繁荣。

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能够开着小汽车来，肆无忌惮的吃喝，然后醉醺醺地驾车离去，已经是生活的最高享受。这一刻他们似乎过上了三十年前所憧憬的生活，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笑容。

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并不需要放如此长远的目光，人们关心的仅仅是自己的个人生活。对于我而言，我对过去并不是特别怀念，也并不伤感，我唯一的感受是这里的人们享受着历史进程的苦与乐，无法回避，也无需躲开。

小城依然春去春回。这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到这个小城，无论三山两水的花开花落，我都基本不可能再去看，但是我相信，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整体，在此处看和彼处看，并无区别。